全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 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九游会体育官网登录

全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

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

原载《产业经济》 2024第五期  作者：徐金海 夏杰长

【摘要】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支撑。在全球价值链时代，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需要从全球价值链视角研究如何提升中国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这就需要把握全球价值链重构发展的新机遇，找准全球价值链重构背景下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存在的主要问题，加快构建以中国为主导的区域价值链，扎实推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建立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与韧性管理体系，全面夯实产业基础能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核心环节数字化水平，完善产业创新发展的制度环境，实施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导向型产业政策。

当前，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gvc）进入加速重构期，引发了世界各国对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下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问题的关注。党的二十大报告3次提及产业链供应链，即“确保……产业链供应链可靠安全”“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确保……重要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随着产业链供应链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无论是发达经济体还是发展中经济体，都将推动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作为维护其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的重要手段。

一、全球价值链与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

（一）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概述

1.价值链、产业链、供应链的概念

价值链最早由迈克尔·波特提出，他认为价值链形成于产品生产的价值创造，而价值创造涵盖企业设计、生产、销售、发送和辅助其产品的全过程。波特提出的价值链理论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链式”研究思维逐渐兴起，并基于价值链理论延伸出产业链、供应链等相关概念。价值链、产业链和供应链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从区别来看，三者的研究视角有较大差异。价值链注重从微观视角探究组织内部价值生产和传递的各类活动和环节；供应链跨越了单一组织体，基于中观视角，强调上下游组织的高效协同，进而提升产品从原料采购到流向顾客这一全过程的效益和效率；产业链则基于宏观视角，强调通过经济网络和产业生态的形成和发展，寻求产业和区域竞争力的综合提升。从联系来看，价值链反映产业链各环节的价值增值情况；产业链是价值链的物质基础，是价值实现和价值增值的载体；供应链的连接是产业链产生的基础，产业链是多种供应链的综合体。随着产业实践的深入发展，价值链、产业链、供应链的内涵与外延不断丰富，呈现融合发展的态势，并逐渐形成一种新型的产业组织形态，即产业链供应链。 

2.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的内涵

盛朝迅从研发创新的视角，主张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就是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增强全球产业链控制力、优化产业链供应链运行模式以及推进产业链治理能力现代化。刘志彪从产业安全的视角，提出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的核心是实现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并认为自主可控具体包括产业创新性、产业安全可控性、产业间联系的紧密性、区域间产业的协同性、产业组织的灵敏性和柔性以及产业链治理的现代性。宋华等从价值创造的视角，建立了“结构－流程－要素”分析框架，主张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是实现产业链供应链在网络结构、运营流程和价值要素三个维度上的优化，也是实现产业链供应链高质量发展与低成本运作的均衡。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基于全球价值链的视角，笔者认为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是为了维护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解决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难题，实现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提升产业链供应链核心环节数字化水平，推动产业链供应链从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延伸、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的过程。推动实现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本要求，也是大国经济在参与国际分工和产业竞争过程中的内在选择。

（二）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的必要性：全球价值链视角

全球价值链指为实现商品或服务的价值而连接生产、销售、回收处理等过程的全球性跨企业网络组织，涉及从原料采集和运输到半成品与成品的生产和分销，直至最终消费和回收处理的整个过程，从而形成一个在全球分布的价值增值链条。全球价值链理论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引起了社会各界高度重视，不仅全球价值链本身成为研究热点，而且其思想和方法成为重要的研究范式，并广泛渗透到产业经济、宏观经济和国际贸易等多个领域。价值链决定了产业链供应链，产业链供应链是基于价值链向不同角度的延伸。因此，伴随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新发展，有必要从全球价值链视角探讨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问题。

第一，在全球价值链时代，产业发展和产业竞争日益演变为产业链供应链的发展与竞争。这是因为，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全球价值链贸易成为世界主导性贸易和生产方式，推动全球产业分工从产业间、产业内转向产品内和工序环节，每个国家只专注于全球价值链上的某一个或某几个环节。在当今全球产业竞争中，产业链供应链问题日益引发关注，能否在全球价值链的关键环节具有控制力关乎一国经济发展的稳定与安全。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和深具不确定性的国际环境下，建设现代化的产业链供应链成为确保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的重要支撑。

第二，全球价值链呈现重构发展的新趋势。受全球贸易保护主义、俄乌冲突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全球价值链呈现重构发展的新趋势，主要表现为全球价值链分工从全球化转向区域化、全球价值链布局从高度集中转向多元化、全球价值链要素从劳动力偏好转向数字化驱动、全球价值链竞争从市场化竞争转向政治化角逐、全球价值链治理从生产者和需求者驱动转向平台化发展。部分国家出于产业安全考虑，将相关产业和产品生产环节迁回本土；也有部分国家为维护全球领先地位，在全球价值链竞争的过程中突破全球经济分工合作范畴，并出于地缘政治目的，将产业链供应链政治化、武器化，采用恶意制裁或断供的手段打压竞争对手。因此，在全球价值链重构发展的新阶段，中国产业链供应链亟待升级。推动实现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不仅是顺应全球价值链重构的现实需要，而且是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的必然选择和必由之路。

第三，要促进中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必须推动实现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改革开放40余年来，中国抓住全球产业大转移的机遇，积极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凭借庞大的市场、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以及各种优惠政策，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产业体系不断完善，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的地位不断提升。然而也应该看到，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中国依然处于低附加值环节，产业竞争力与美欧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仍有不小差距。目前，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在一定程度上被锁定在全球价值链中低端环节，关键核心技术仍受制于人，从而严重影响了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攻克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难题、建立自主可控的产业链供应链，有助于促进中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

二、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中国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面临的主要问题

中国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后，形成了庞大、完整的产业体系，逐渐成为“世界工厂”，在部分产业链供应链领域已形成了较强的竞争力，但从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的内涵来看，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尚未实现现代化。

（一）中国产业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产业链供应链面临“低端锁定”风险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维护多元稳定的国际经济格局和经贸关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步参与到全球经济体系分工中，这是中国经济取得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度和地位不断提升，成为维护国际经济格局稳定的重要力量。然而，发达经济体掌握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的格局并未根本改变，中国产业仍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整体附加值较低，在全球价值链治理中发挥的作用还有待提升。从制造业来看，中国早期以加工出口贸易为主，虽然获得了巨大的贸易顺差，但被锁定在低附加值生产环节；特别是与美国、日本和欧盟等发达经济体相比，中国制造业主要生产最终产品，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处于相对低端的位置。从服务业来看，中国拥有庞大的消费群体，中国服务业主要通过消费侧参与全球分工，近年来中国服务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不断提升，高于其他金砖国家，但与g7国家相比还处于全球价值链较为低端的位置。全球价值链是国际产业组织的典型模式，各国在全球垂直分工中的地位不仅会影响其在价值链中的收益分配，而且会直接影响其在国际产业组织中的话语权。发达经济体处于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获得了全球产业分工的大部分收益，而且在全球产业链中拥有话语权，但大部分发展中经济体的产业面临“低端锁定”风险，这给其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带来了很大的挑战。特别是当前国际形势的不确定性有所增加，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经济体为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需要构建以我为主、自主可控的全球价值链，加快实现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推动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

（二）中国实体经济发展大而不强，产业链供应链仍然基础不牢

实体经济是强国之本、兴国之基、产业之根，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根基和支柱，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最重要的物质基础；没有强大的实体经济，就不可能有现代化产业体系，更不可能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在全球价值链时代，实体经济是产业链供应链的基础，实体经济健康发展是防范并化解各种外部风险的基石。因此，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的实现必须以强大的实体经济为根基，没有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就无法实现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一直将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作为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致力于推动中国成为一个世界性实体经济大国。但是，目前中国实体经济发展大而不强的问题较为突出，主要表现为制造业大而不强以及经济“脱实向虚”。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主体，我国虽已成为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但仍面临制造业大而不强的困境，传统资源加工和资金密集型制造业占比较高，高新技术制造业占比较低，中低端和无效供给过剩，高端和有效供给不足，在全球价值链中整体处于低附加值的生产环节，与制造强国还有较大差距。此外，中国尚未完全实现工业化，而且其制造业增加值在gdp中的占比一度呈现下降趋势，2011年达到峰值32.1％，2020年下降至26.2％，成为主要制造业大国中制造业增加值占比下降幅度最大的国家，过早出现“去工业化”现象。我国高度重视这一现象，采取了多种措施稳定制造业比重，推动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回升，2020年至2023年上半年呈上升趋势，其中2021年上升到27.4％，2022年上升到27.7％，但目前依然没有突破制造业大而不强的现实困境。虽然近年来我国不断强调大力发展实体经济、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但由于实体经济回报率不断下降以及虚拟经济收益依靠资产价格泡沫不断上升，我国实体经济融资难和产业空心化趋势加剧，导致实体经济增速不断下降，虚拟经济增长过快，经济“脱实向虚”问题较为严重。因此，在全球价值链时代，推动实现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必须做强做优实体经济，补齐产业链供应链基础不牢的短板。

（三）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较弱，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面临较大挑战

产业链供应链是否自主可控是判断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准，也是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的重要基石。特别是近年来逆全球化趋势蔓延、俄乌冲突等国际环境中的不确定性因素明显增加，实现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显得尤为重要。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然而，中国虽然具备全球最强的生产能力和最完整的产业门类体系，但受原始创新能力不足、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缺乏等的影响，中国目前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的话语权较弱，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不足。我国实现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仍面临严峻挑战，主要包括产业链供应链的核心技术优势不强、横向纵向延伸程度不够、数字化转型发展不均衡以及抗风险能力不足。目前，我国部分产业尚缺乏完整循环的供应链，在面对外部重大风险时，产业链各环节维持自身系统稳定、防止断裂和缺失的能力有待进一步提升；在我国26类代表性制造产业中，仅6类产业具有较高的安全性。这表明当前我国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较弱，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面临较大挑战。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下，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已成为世界各国关注的重点，也是我国推进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的当务之急。一直以来，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高度重视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将其作为经济政策制定和制度建设的关键内容。比如，美国早在2012年就制定了《全球供应链安全国家战略》，强调维护全球供应链系统的稳定安全，是最先提出并系统实施供应链安全国家战略的国家，成为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的先行者。因此，在全球价值链加速重构的新阶段，解决我国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较弱的问题，需要全力提升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

（四）产业基础能力较为薄弱，关键核心技术存在“卡脖子”难题

从全球价值链视角来看，产业基础能力指一国具有的支撑产业参与和构建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基础性条件和实力。产业基础能力是产业发展的根本支撑，是推动实现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的关键因素，直接决定了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的高低。产业发展水平的高低主要看产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所处的地位以及治理能力和控制力。一国的产业基础能力越强，则该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治理能力和控制力就越强，越能有效应对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的各种风险；相反，如果一国的产业基础能力薄弱，则该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处于较低的地位，控制力和抗风险能力就较弱。近年来，我国高度重视产业基础能力建设，部分工业基础产品和技术实现了突破，涌现出了一批专精特新企业和“隐形冠军”企业。然而，由于我国发展起步较晚以及主要发达经济体在关键核心技术方面的禁运，我国产业体系依然大而不强，特别是产业基础能力较弱，不少产业存在“缺芯”“少核”“弱基”的问题，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缺乏话语权和影响力，这已成为制约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提升的瓶颈。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坚决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目前，我国关键核心技术还存在较大短板，特别是在关键零部件、元器件和关键材料方面长期受制于人，对外依存度高。2018年，《科技日报》开设了“亟待攻克的核心技术”系列专栏，列举了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35项“卡脖子”技术，主要包括核心基础零部件、核心基础电子元器件、关键基础原材料、工业软件、先进基础工艺和行业技术基础等六大技术类型，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加强基础研究进而解决“卡脖子”难题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在全球价值链重构的新阶段，特别是在全球价值链竞争从市场化竞争转向政治化角逐之时，发达经济体会凭借其在关键核心技术方面的优势，将关键核心技术作为遏制中国发展的政治斗争武器，从而给我国国家安全带来较大隐患。例如，2022年8月，美国通过《芯片和科学法案》，推动全球半导体产业链和创新网络实现“美国中心化”和“去中国化”。

（五）数字产业化发展不足，产业链供应链核心环节数字化水平滞后

当前，全球价值链要素正在向数字化发展，因此产业链供应链核心环节数字化水平成为衡量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高度重视数字经济发展，构建了数字经济发展战略体系，不断完善数字经济发展基础制度，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等立法，制定了《“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等规划纲要，推动我国数字经济快速发展，使我国成为全球数字经济大国。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研究报告（2023）》，2022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首次突破50万亿元，占国民经济的比重与第二产业相当，达到41.5％；然而，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结构并不均衡，数字产业化规模为9.2万亿元，占数字经济的比重仅为18.3％，而产业数字化规模达41万亿元，占数字经济的比重为81.7％。这意味着我国虽然已成为全球数字经济大国，但还不是全球数字经济强国，特别是数字产业化发展不足，这也体现在产业链供应链核心环节上。具体表现为，与美欧等发达经济体相比，我国产业链供应链核心环节的数字化水平较为滞后，尽管信息通信、零售、贸易等行业的数字化水平已居于全球领先水平，但高端制造、基础产品制造、运输仓储等行业的数字化水平仍存在明显不足；中国企业对全渠道运营以及整个供应链的数字化重视程度不足，目前只有16％的领军企业数字化转型成效显著，实现了供应链数字化。产业链供应链核心环节的数字化，不仅仅是数字技术在相关产业的简单应用，更重要的是在关键环节掌握核心数字技术，并推动实现产业链供应链全流程全环节的转型升级，提升产业整体运营效率与发展质量。 

三、全球价值链视角下提升中国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的对策建议

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把握全球价值链重构发展的新机遇，着力解决全球价值链时代中国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存在的主要问题，推动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实现现代化，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迫切需要多措并举、精准发力的政策支持。对此，笔者提出七个方面的对策建议。 

（一）加快构建以中国为主导的区域价值链

全球价值链已进入加速重构的新阶段，未来全球价值链会逐步形成以美国、德国、日本和中国等国为核心的区域价值链，边缘国家则主动嵌入全球核心价值链。因此，提升中国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应牢牢抓住未来全球价值链向区域价值链发展的新趋势，加快构建以中国为主导的区域价值链，构筑自主可控的全产业链体系。一是构建以中国为核心的“一带一路”区域价值链。“一带一路”不仅是中国突破现有全球价值链分工格局、实现全球价值链升级的重要渠道，而且是中国推动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的重要抓手。要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强与沿线国家的产业链供应链合作，构建多元化的产业链供应链网络体系；提升“一带一路”沿线产业链供应链治理政策的有效性，推动建立区域产业链供应链治理体系，如鼓励和支持行业协会参与区域产业链治理，提升区域产业链治理的数字化水平；探索建立“一带一路”沿线产业链供应链协调机制，推动发布区域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指数。二是强化东亚区域价值链。加强中日韩产业链供应链各领域头部企业之间的战略合作，着力提升区域内未来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框架下，加快推动构建东亚国际经济循环体系，打造安全、共享的区域产业链供应链，加强区域内高端产业链和制造业项目合作，促进中国与东亚经济的依存关系，构建中国主导的区域产业链网络。三是提升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中的控制力。要以提升中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中的层次为核心，以夯实产业链供应链基础为主线，围绕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强对关键节点资源、重要原材料、核心技术的掌控，打造空间上高度集聚、紧密协同、集约高效的产业链供应链集群，提升中国参与和构筑全球价值链的主动权。四是构筑互利共赢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体系。主动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加快规则、规制等制度型开放步伐，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合作提供良好的制度支撑，提升产业链供应链制度型开放水平；鼓励“一带一路”沿线区域协同创新，围绕产业链供应链短板和弱项，扩大双向贸易和投资往来，开展安全可靠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合作，构建多元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的制度框架与规则体系；进一步加大改革开放力度，更深度地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做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的维护者和深化合作的推动者；积极构建产业链供应链战略九游会体育官网登录的合作伙伴关系，有效减少产业链供应链协同发展制度障碍，提高嵌入全球价值链的产业链供应链组织效率。

（二）扎实推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实体经济是一国的立身之本、财富之源，特别是在全球价值链时代，推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做实做强做优实体经济，是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抓手。因此，提升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必须着力解决实体经济发展大而不强的问题。一是提升制造业核心竞争力。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制造业核心竞争力是中国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的坚实保障；没有强大的制造业，中国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就难以得到有效保障。坚持稳住制造业供应链体系，防止制造业外迁，牢牢抓住嵌入全球供应链中的龙头企业和关键核心环节；保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以数字技术推进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拓宽先进制造业发展空间；以科技自立自强支撑制造强国建设，有效化解数字技术创新能力不足对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制约；深入实施智能制造工程，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和绿色化发展，大力发展服务型制造，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二是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责任和宗旨。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内各大金融机构立足国家发展大局，着力构建普惠金融体系，加大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力度，但目前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还有待增强，有些金融机构和金融行为偏离了服务实体经济的目标，呈现“脱实向虚”倾向。要把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重心放在扩大产业链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隐形冠军”企业融资服务上，发挥金融在提升产业基础能力方面的支撑作用，为实体经济发展稳住“基本盘”；提升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创新发展的能力，如鼓励金融机构开发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科技保险等科技金融产品，为高科技企业成长创造条件；拓展实体经济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如支持“隐形冠军”企业用好债券、票据、定向工具等债务融资工具。三是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在现代经济体系中，新兴产业最有活力、最具增长潜力，而战略性新兴产业更是决定着一个国家的未来。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推动我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抢占未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制高点的关键。围绕产业链供应链短板与弱项，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高端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关键核心技术创新应用，培育壮大产业发展新动能；在类脑智能、量子信息、未来网络等前沿科技和产业变革领域，组织实施未来产业孵化，谋划布局一批未来产业。

（三）建立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与韧性管理体系

由于我国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较弱，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面临较大挑战。近年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经济体为维护其全球领先地位、巩固其全球价值链优势，推动全球价值链竞争从市场化竞争转向政治化角逐，将产业链供应链武器化、政治化，推动高端价值链回流，联合打压中国科技企业，甚至超越市场力量采取“断供”行为，给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稳定带来了很大的风险。因此，提升中国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必须建立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与韧性管理体系，解决好我国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较弱的问题，避免部分产业链供应链中断或受损带来的风险，最大限度地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一是建立产业链供应链风险管理与产业恢复机制。健全产业链供应链风险监测预警体系，强化对重点行业的运行监测，建立完善产业链供应链苗头性问题预警机制，完善风险研判处置机制，提升风险识别、处置能力，增强产业链供应链的抗风险能力，建立防护链以应对产业链供应链中断或受损风险；加强重点产业链供应链外部风险评估和脆弱性分析，推动企业成立供应链风险与危机管理部门，制订供应链风险管理计划。二是建立关系国家安全和国计民生的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管理体系。设立国家产业链安全委员会，对外交事件、国外技术封锁、重大灾害和疫情等导致的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问题进行战略决策和部署，加大资金和人员投入力度，打造专业的产业链供应链安全评估队伍和机构；积极推动我国相关部门、关键企业等制定国家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战略，构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风险预警评价指标；在关系国家安全的节点构建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国内生产供应体系，力争重要产品和供应渠道都至少有一个替代来源，在关键时刻可以做到自我循环，确保在极端情况下经济能够正常运转；推动将重点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水平纳入宏观经济考核的评价指标体系。三是构建产业链供应链动态评价机制。产业链供应链风险会随着产业发展与国际竞争不断动态演变，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迫切需要构建产业链供应链动态评价机制。要借鉴国际经验，结合中国产业发展实际情况，构建产业链供应链评价体系，定期对重点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与韧性进行评价，全面掌握重点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情况；强化对重点产业链供应链风险的动态预估、预警和应对，提升中国对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水平的管理能力。

（四）全面夯实产业基础能力

目前我国产业基础能力薄弱，与欧美等发达经济体相比，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的差距集中体现在产业基础能力方面。因此，要提升中国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夯实产业基础能力是关键。一是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建立产业基础能力评估制度，准确评估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和关键核心技术的发展现状，做好顶层设计，分类组织实施；建立高风险领域的“卡脖子”技术清单，加快探索建立全社会协同攻关创新的体制机制；积极探索新型举国体制，大力培养战略科学家，加大对重大战略性基础技术的攻关；聚焦受制于人的集成电路、元器件、工业软件、重大装备等领域，加快补齐产业链供应链上的基础零部件、关键材料、先进工艺和产业技术等方面的突出短板，突破关系国家信息与网络安全的核心通用芯片制约，提升国产芯片和操作系统的应用适配能力。二是加快对产业链供应链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加快建设共性技术基础研发体系，根据不同共性技术的特点，采取差异化的组织形式，以专项计划方式协同攻克；加大对关键核心技术研发的资金支持，统筹利用中央和地方资金，引导金融支持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瞄准产业基础高级化，加快基础材料、关键芯片、高端元器件、新型显示器件等关键核心技术成果转化。三是着力培育产业链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隐形冠军”企业。企业和企业家是创新的主体，是夯实产业基础能力的具体承担者。要大力鼓励创新，弘扬企业家精神，激发企业的创新活力，如重点围绕基础装备、基础零部件、基础工业软件和关键基础材料等“产业四基”，铸造聚焦基础产品和技术研发生产的企业群体；抓住全球价值链重构发展的契机，培育一批掌握关键核心技术、拥有知名拳头产品和产业链控制力的产业链龙头企业；发挥国有企业在攻克产业基础“卡脖子”难题和补齐短板中的引领作用，引导民营企业突出主业，培育一批具有独特专长、能够生产某些关键设备和先进材料的中小企业，打造一批专注于细分市场、技术或服务出色、市场占有率高的“单项冠军”企业。 

（五）提升产业链供应链核心环节数字化水平

全球已进入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化不仅是推动全球价值链重构的关键力量，而且能为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提供重要动能。因此，在全球价值链重构时期，应抓住数字经济发展的机遇，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核心环节数字化水平，构建良好的产业链供应链数字化转型生态，提升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一是实施产业链供应链数字化战略。产业链供应链数字化是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与韧性的重要基础。建议加快建设重点产业链供应链的数字基础设施，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新基建”发展，提升重点产业链供应链数字化服务水平，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数字治理体系，强化产业链供应链核心环节的数据要素市场交易监管；加快物联网、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产业链供应链新技术集成应用，推进产业链供应链数字化加速发展，推动重点产业链供应链优先实现智能化升级；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数字化创新转型，如可以将重点产业链供应链数字化创新转型水平纳入地方经济发展水平考核指标。二是大力推动数字产业化发展。我国产业链供应链核心环节数字化水平滞后，并不是产业数字化发展水平不高，而是数字产业化发展水平较低，在全球范围内竞争力较弱。建议聚焦集成电路、基础软件等重点领域，补齐产业链供应链短板，打造自主可控的数字产业链供应链；加快高端芯片、传感器、通用处理器、关键基础软件等领域数字产业的发展，提升区块链、元宇宙、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方面的创新能力，逐步提升产业链供应链核心环节数字化水平。三是加速培育产业互联网平台。作为现代数字技术、传统产业体系和商贸流通体系加速融合的产物，产业互联网是驱动产业链供应链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力量。特别是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期间，产业互联网平台表现出强大的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在稳增长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建议围绕我国重要领域的产业链供应链，培育一批产业互联网平台，并推动其围绕产业链供应链关键环节打造以全供应链数据采集—流动—集成—分析—应用为核心的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引导专精特新企业和“隐形冠军”企业围绕全产业链供应链拓展产业互联网应用场景，推动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企业加快关键环节的数字化发展，提升产业链供应链运营效率。

（六）完善产业创新发展的制度环境

提升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需要从整体上完善产业创新发展的制度环境，以制度创新优化产业发展环境，逐步形成有利于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的产业创新生态系统。一是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良好的营商环境是激发市场主体创新的关键。要打造市场化、便利化、法治化的营商环境，建设服务型政府，提高政府的服务水平和专业化能力，为重点产业链供应链建立高质量的服务体系，如全方位降低创新型企业的生产经营成本，优化土地、资金、电力等要素供给；打造更具活力的创新环境，支持市场主体提升创新能力，加快建立以创新价值、能力、贡献为导向的人才评价体系；依法保护各类市场主体的产权和合法权益，加强营商环境立法和执法监督；完善科技协同创新制度，引导建立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协同创新体系。二是健全产业科技创新服务体系。强化科技创新政策协同配套，积极营造优质高效的创新环境；完善试验验证、计量、标准、检验检测、认证、信息服务等基础服务体系；完善人才服务体系，加大培养和引进关键核心技术领域顶尖人才的力度；进一步完善重点产业链供应链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创新的顶层设计，实行“揭榜挂帅”等制度，强化产业链供应链与资金链、人才链、政策链相互融合支撑，提高产业链供应链整体效能。三是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要在全球价值链时代突破产业链供应链“卡脖子”技术，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尤为重要。应加强司法保护体系和行政执法体系建设，发挥司法保护知识产权的主导作用，如针对产业链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隐形冠军”企业的知识产权侵害，试点开通知识产权保护绿色通道，降低企业维权成本；建立健全权利义务对等的知识产权转化收益分配机制，如针对在突破“卡脖子”技术方面作出突出贡献的科研人员，构建体现知识、技术等创新要素价值的收益分配机制；完善和提升我国现行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和治理能力，构筑整体性、全方位、多层次的制度体系，为产业链供应链创新提供激励；加大对新技术、新业态、新领域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进一步加强产业链供应链相关重点领域知识产权保护专项研究。

（七）实施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导向型产业政策

在全球价值链时代，全球产业竞争从产品竞争转向产业链供应链之间的竞争。为实现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增强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控制力，出台产业政策是国际通行做法，特别是美国采取规则、法律、制裁等多种手段，不断强化对产业链供应链的“国家干预”。应借鉴国际经验，找准全球价值链时代中国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存在的问题，加快实施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导向型产业政策，推动实现中国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一是优化产业政策实施方式。产业政策能否推动实现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关键在于统筹产业发展与安全，着力补强产业链供应链薄弱环节，提升产业政策的精准度和有效性。要切实围绕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的瓶颈与短板，将产业政策导向支持关键核心技术的研发，积极引导市场向创新性领域投资；产业组织政策要能促进公平竞争，培育良好的产业生态，如不仅要引导大企业加强对产业链供应链关键链条核心技术的研发，而且要支持中小微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隐形冠军”企业实现技术突破。二是实施产业链供应链协同创新政策。从产业政策角度解决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存在的问题、实现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重点在于实施产业链供应链协同创新政策，推动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实现协同创新，提高产业链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隐形冠军”企业的创新发展水平。要推动创新政策更好地适用于产业链供应链创新，如可以改变传统的以特定企业为对象认定高新技术产业的标准，尝试根据企业在产业链供应链中的贡献度认定高新技术产业；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各环节融通式创新，特别是引导产业链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隐形冠军”企业实施融通式创新，构建优势创新平台，高效整合企业资源。三是完善税收优惠政策。精准有效的税收优惠有助于激励企业创新，补齐产业链供应链短板，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完善激励产业链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隐形冠军”企业创新的税收优惠政策，如可以设置研发风险准备金，采用事前优惠和事后优惠相结合的激励方式对冲研发的投资风险，有效激发企业研发的积极性，确保产业链供应链循环畅通；加大对高科技人才的税收优惠力度，如可以通过引进全球顶尖科技人才共同破解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难题，同时针对引进的顶尖人才实行具有吸引力的税收优惠政策，如给予其特殊税率等。